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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华尔街见闻1月8日采访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博士的实录：
从2000年加入WTO算起，到现在已经25年了。这25年里，中国政策脉络的变化逻辑您是怎么理解的？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，我们该如何理解未来政策的脉络和逻辑？熊园：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，无论是看过去20年、50年，还是更长时间，谈“政策脉络”本身都不小。但如果让我来讲，我有一条长期跟踪、相对清晰的线索。
我们国家每五年召开一次党代会，其间还有若干次重要全会。这是理解政策变化非常重要的一种范式。 如果大家想知道每一轮政策脉络背后的变化点，我的建议其实很简单——先读“教材”。
也就是说，至少要对过去二三十年以来的重要党代会报告有基本了解，比如十九大、二十大这些报告，这是第一步。
从这些报告中，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关键线索。
如果聚焦当下，最重要的就是最近这两次党代会，也就是2017年的十九大到2022年的二十大。
这十年里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：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。
因此你会看到，过去七八年，国家反复强调要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，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包括内循环、扩大内需，这些也构成了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方向。
但如果再往前看，2017年本身就是一个分水岭。 在十九大，中国对“基本矛盾”的表述发生了本质变化。
在2017年之前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三十多年，中国讲的是“落后的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”，核心任务是把蛋糕做大。
而在十九大，基本矛盾转向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之间的矛盾”。
这意味着，从2017年之后，中国依然追求增长，但重心不再只是速度，而是效率和分配。
所以你会看到，2017年之后，几乎所有重要会议和政策文件里，都绕不开一个词——高质量发展。 相比此前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对“增速”的执念，过去十年，这种执念在逐步弱化。
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含义在于：
一方面，不再追求过快的增速；
另一方面，更强调转型升级，比如更高的科技含量、更高的绿色含量，以及对环保和可持续性的重视。
在这个基础上，最近几年又叠加了一个重要背景，就是内外部环境发生本质变化，安全的重要性明显上升，这也是理解当前政策逻辑的关键。
如果时间有限，我觉得抓住两点就够了：
第一，对每五年一个阶段的重要会议和文件有基本感知；
第二，从中提炼出背后的长期主线。
总结过去十五年左右的变化，其实就两条：
一是2017年前后是分水岭，中国由“重增长”转向更加重视效率和分配；
二是2018年至今，在大国博弈背景下，外部环境成为新的长期约束，安全、制度可控以及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，构成了政策演变的重要主线。
请您帮我们简单前瞻一下，在未来五年内，哪些产业、哪些板块可能更具备配置和成长价值？熊园：这个问题比较大，我简单从几条主线来讲。
第一条主线，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 如果看“十五五”规划，会发现相比过去“面面俱到”的高质量发展，这一次表述非常聚焦——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一点，就是推动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。
所以未来五年，无论你叫科技、自主可控，还是“卡脖子”相关领域，都是当仁不让的重点方向。
第二条主线，是内循环和扩大内需。 这次对内外部环境的判断，整体还是偏谨慎，国家依然强调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而内循环是核心抓手。
内循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扩大内需。《求是》杂志也明确提到，扩大内需是战略之计，而不是权宜之计。
从配置角度看，围绕促消费以及相关配套的转型方向，未来几年同样值得重点关注。
第三条主线，是企业出海。 这一次五年规划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，就是提出既要看GDP，也要看GNI，既要看“中国经济”，也要看“中国人经济”。
换句话说，国家在鼓励企业走出去，到全球去赚钱。
因此，未来几年，围绕“出海”的产业链，也会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长期主线。
这三条，是我认为在未来五年内，最值得关注的配置和成长方向。至于更细分的层面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
我们现在看到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面临不少约束，比如中央杠杆空间、地方债务问题等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未来财货政策对大类资产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还会像过去那样敏感、影响深远吗？熊园：我觉得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，核心问题其实就几个：放不放水？放多少？节奏怎么把握？ 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变。
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艘船在河里走，水多了，自然水涨船高；水少了，船就容易搁浅；水流快，船跑得也快。所以不管在什么阶段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，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。
因此，对货币和财政的理解，是做宏观研究、尤其是资本市场研究绕不开的一件事。你必须有一套自己的分析范式，去判断流动性从哪里来、往哪里去。
市场常说的“水涨船高”，这个“水”本质上就来自货币和财政。
当然，现在确实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，财政和货币政策在“量”上的空间可能受限。 比如财政进一步大幅加杠杆、明显提高赤字率，现实约束会比较多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政策在方向和幅度上的变化，可能不像过去那么敏感，甚至在某些阶段看起来“不怎么变”。
比如每年3月全国两会确定了赤字率、特别国债和专项债额度之后，全年财政方向大概率是比较稳定的。
但即便如此，研究依然是有意义的。 比如今年如果要发1万亿特别国债，什么时候发、怎么发？发债过程中，人民银行需不需要配合释放流动性？这些都会对市场产生影响。
另外，这几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化：央行的职责边界在发生变化。 人民银行现在不仅关注通胀和增长，也把金融市场稳定纳入重要考量。
在这种新范式下，你就要思考一个问题：
如果市场出现较大幅度波动，央行是否会通过政策工具或配合“国家队”进行稳定？这和过去的理解方式是不一样的。
所以在一个大的框架下，我仍然认为，货币和财政是理解资产价格、理解流动性的核心变量之一。 当然，股票和债券的涨跌，除了流动性，还和基本面、情绪等因素有关，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。
最后补充一点。
很多人会担心，未来利率已经很低了，比如LPR在3%左右，10年期国债在1.8%到2%附近，时间再往后，是不是就没有研究空间了？
也不是。海外经验已经给过答案：
当利率工具空间用完之后，可以有负利率；当价格工具受限，还可以在数量和结构上创新。
所以从投资的角度看，货币和财政政策依然是一个绕不开、也值得持续研究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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